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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党史故事│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


1931年,在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爆发过一场意义深远的起义,国民党第26路军的17000多名官兵,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掉转枪口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宁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发生在宁都的那次起义,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瞩目?


1931年12月5日,一封密文悄悄发往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密文告知蒋介石,南昌的一处地下组织接头地点刚刚被清剿,顺藤摸瓜查获了一份印有国民党26路军地下特支领导人姓名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国民党26路军是西北军阀冯玉祥的残部,在之前结束的中原大战中战败,由蒋介石收编过来派驻江西宁都,本以为已解除军阀纷争的后顾之忧,准备一心一意“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支残部中竟然潜伏着一个中共地下特支。这一消息,对于已经连续几次在“围剿”中失利的蒋介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火速电告时任国民党26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迅速缉拿共党分子。为保险起见,又派专机到宁都空投了他的“手令”,然而,此时的总指挥孙连仲却并不在宁都。


九一八事变以后,26路军想回北方打日本,孙连仲自己开了部队出动,后来蒋介石回电了,狠狠地训斥了孙连仲。


孙连仲曾经是深受冯玉祥器重的一名将领,西北军战败后,蒋介石采取攻心战,拿出高官厚禄来拉拢收买,已经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将领,其中就包括孙连仲,给他的承诺,是统领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然而改编后的26路军下辖两个师,孙连仲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上只能调遣其中的25师,兵权早已被削。如今顺应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的请求又被驳回,无奈之下,孙连仲选择了观望和逃避。


纸醉金迷的日子让孙连仲暂时忘掉了江西的不愉快,丝毫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力量正悄悄渗透进来,且渐已形成燎原之势,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1931年,对于26路军官兵来说异常难熬,开春,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26路军为其中一路,由于红军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围剿”很快失败。仅仅一个月之后的第三次“围剿”,同样因为红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防御政策而以失败告终。

对这一结果毫无预料的蒋介石,匆忙命令各路人马撤退,唯独留下早已被其削减武器装备的26路军驻守宁都,并派嫡系朱绍良部在北面堵住其后路,使26路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西北军将士素以骁勇善战,作战顽强著称,尤其善用刀法,常起到克敌制胜的效果,然而来到宁都,昔日威震四方的将士已难现当年的英勇,而且有着难以启齿的“四怕”,怕生病,怕吃大米,怕下雨,怕与红军交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26路军每况愈下,失败与耻辱蔓延到每一位将士心中。恰在此时,一个来自东北的消息,犹如一记重拳打在了将士们本就屈辱的心上,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无视国人的呐喊,依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息传到宁都,全体将士群情激愤却又无能为力。但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派重兵堵住他们北上的道路,引起官兵们的强烈不满。


国难当头,处境艰难。此时26路军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大家分头寻找线索。然而所有的努力犹如大海捞针,一无所获。就在大家通过各种渠道,为寻找共产党而四处奔走时,他们不知道,其实早有共产党的地下特支潜伏在军队里,并已将他们的情况传递给了几十公里外的瑞金叶坪,刚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根据情报果断作出判断,认为此时正是开展兵运工作的绝好时机,并且当务之急是争取和吸收有革命倾向的总参谋长赵博生。


为了试探究竟,早已被吸收入党的译电部主任罗亚平给赵博生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信中阐述了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和26路军的处境,出乎他意料的是,赵博生的反应显得异常平静,赵博生跟罗亚平说:“我找共产党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苦于没有人引荐,没有人引路,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赵博生的入党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关键性的一步,当南昌行营发来电报,要求缉拿惩办共产党时,恰巧由赵博生代替称病休假的总指挥孙连仲料理所有军务,电报被幸运地截下,情况紧急,赵博生表面上回复“尊令即办”以拖延时间,私下里则以蒋介石的口吻,拟过一份催促剿共的电报,并分头找到73旅旅长董振堂和74旅旅长季振同共同商议。平日素有分歧的二人,这一次给出的答复却惊人的一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一拍即合下,三人决定联名给苏区写信,表明他们加入红军的诚意和决心。信函很快通过地下特支送到了瑞金,中革军委根据信中的情况,认为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地组织26路军起义,并派人携带电台,在宁都东南面的固厚负责指挥联络,后来由于考虑到入冬物资和薪饷即将运抵宁都,最终决定推迟一天起义。


同时,派袁汉澄等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并取得指示:以联合红军抗日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由赵博生争取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支持起义。经过赵博生做工作,董、季二位爱国将领同意参加起义,还争取了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参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军第4军第12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箝制国民革命军第6路军,支援宁都起义。


1931年的12月14日,宁都如往常一般平静,看不出一丝异样,此时在26路军的总指挥部,季振同、董振堂正召集部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起义前的准备部署。临近黄昏,宁都县城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换岗换哨,赵博生则以总指挥部的名义,逐个通知团以上军官参加晚上即将举办的“宴请”。夜幕降临,总指挥部所在的西式教会楼房里的灯火逐渐点亮,军官们依次入座。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酒过三巡,赵博生沉着镇定地向在座军官,阐明了当前的局势和26路军的困境。绝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投以敬佩的目光,都赞同赵博生的说法。赵博生在讲的时候,一二十个士兵荷枪实弹往楼上冲,有一个士兵因为过于紧张,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楼上在座的军官,紧要关头,赵博生果断宣布武装起义,加入红军。当晚,整个26路军,除25师师长李松昆未来赴宴,带领一个团逃走外,其余17000多名官兵宣布加入红军,起义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15日清晨,一群群高举着红军旗的将士们,陆续聚集到河滩边,他们扯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整理好装束,跨国梅江河,浩浩荡荡向着苏区东固进发,向着希望和光明前进。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行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硕果,不仅使红军增添了一个主力军团,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拓展了苏维埃区域,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给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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